与普遍设想不同,19世纪末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弱,可能并非“中体西用”策略的失效。唐文治等人反思清朝的覆亡,认为“有清之亡,亡于废经”(《汪穰卿先生传》),已将其追至经学的荒废。“废经”动摇了儒学根基,其原因虽出于政府的政令,但“儒学衰,不在于圣人不出、硕学鸿儒之稀见,而在于村里师儒早已绝迹于天壤之间。村夫子绝迹,乃真正儒学命尽运绝之时。”(《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》)王尔敏等人敏锐发觉中国传统文化的毛细血管破裂,才是近代中国文化转捩的关键。

北京师范大学徐梓教授提出:“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就深藏其(蒙学读物)中。”他的专著《传统蒙学与蒙书研究》(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),即以传统蒙学中的教师——塾师问题为核心,揭示这些启蒙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图景、生存状况及社会影响,同时对塾师使用的蒙学教材如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等进行深度解读。

塾师——已消失的传统启蒙者

古人把启蒙教育看作事关后辈一生的重要事业,教师则是其中关键,故而古代学塾,无论是家塾、义塾还是私塾,都注重塾师的择取。具体而言,古代社会对塾师的资格考察相当全面,包括品行、学识、尽心和善教等四方面。尽管完全符合这些要求的塾师并不多,如《儒林外史》中范进的房师周进即是一学识荒芜的塾师,然而,经诸般严格筛选的塾师,毕竟使蒙学的师资水平得到基本保障。宋元时期著名学者陈栎、明前期重臣杨士奇、清代蒲松龄等都做过塾师,即是明证。

然而,对塾师的高标准与其低收入则成明显对比。明清时期塾师收入主要仰赖束脩、膳食和节敬,通常只能勉强维持温饱。《儒林外史》中的周进,每年束脩12两,扣除伙食费,每月仅剩4钱银子,虽有学生家长送“贽见”,但“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”。张仲礼在《中国绅士的收入》中明确指出,整个绅士阶层中,塾师收入最低,当知县年收入约为3万两时,塾师收入大约只有30两。他们的工作环境也相当糟糕,袁枚诗云:“漆黑茅庐屋半间,猪窝牛圈浴锅连。牧童八九纵横坐,天地玄黄喊一年。”更何况,不少塾师还面临束脩被拖欠的窘境,有诗歌抱怨曰:“东君何事太蛮擅,束脯终年不肯还。擎伞遮阴专为热,围炉向火只因寒。”

无论在小说还是谚语中,塾师都以学识鄙陋和为人穷酸迂腐的形象出现。《儒林外史》中讽刺周进是“呆,秀才,吃长斋,胡须满腮,经书不揭开,纸笔自己安排,明年不请我自来”。《笑林广记》中讽刺更甚,东家的保姆认为自己与先生一样:“我也是哄孩子,你亦是哄孩子,岂不是一样。”塾师的社会价值无法得到普遍尊重。然而迫于生计,大量科场失意者不得不以塾师为职业谋生。1905年废除科举,旧有的仕进道路全面阻塞,塾师这一传统教育的师资资源才真正面临危机。及至塾师消失,新文化运动便取得彻底的胜利。

教材——童蒙读物《小学》是“五经”的基础

遍布各村社的学塾采纳的教材大体保持稳定,这既在一定程度上使各地教育水平不至悬殊,又使国家文化在教材领域维持基本的大一统。此类教材既是传统蒙学的核心构建,也是今天我们认识传统蒙学最重要的途径。

蒙学教材大略可分为:识字类教材,从《史籀篇》以降,至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;韵对及诗歌类教材,如《对类》《声律启蒙》《千家诗》《神童诗》等;图书、故事类教材,如《二十四孝》《日记故事》;辑纳儒家及历代贤德人士的嘉言善行,如朱熹的《小学》。这些教材的编选有何目的,寄寓着怎样的文化理想?

回答这一问题,可集中到影响宋元明清启蒙教育极大的朱熹身上。“朱熹在总结前代启蒙教育经验的基础上,确立了传统启蒙教育的使命,并为以后启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调。”朱熹所说的传统启蒙教育的使命是——“小学只教之以事”,如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类的技艺,日常生活中的孝悌忠信等。朱熹认为“小学之事,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;大学之道,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。”“小学是事亲,学事长,且直理会那事。大学时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,其所以事亲是如何,所以事长是如何。”朱熹还身体力行编纂了一批启蒙读物,如《童蒙须知》《训子帖》《白鹿洞揭示》《敬斋箴》《训蒙诗百首》等。这些读物在后世影响极大,清人张伯行甚而认为:“朱子以前,小学未有书,自朱子述之,而做人样子在是矣。”他认为,朱熹启蒙教育的思想是教人“做人”。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之首“学会做人”不谋而合。

“推动摇篮之手便是推动世界之手”,对启蒙教育的这种现代性认识,中国古代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早已有所领悟。朱熹之外,吕祖谦、吕本中、真德秀、王应麟、许衡、程端礼、吕坤、王守仁、陈继儒、张履祥、陈宏谋等人乃至民国时期的章太炎皆致力于童蒙教育,或编纂蒙学读物,或研讨教学方法,付出了大量心力。

朱熹等人投入大量心力参与蒙学教育实践,有为国养才、使文化薪火相传的目的在,更包含了维系整个传统思想世界的文化理想。小学教育是最为基础的第一步,此后还别有进阶。为此,朱熹等人做了极为妥善的安排。这种文化策略体现在以《朱子读书法》《读书分年日程》为代表的一大批讲求读书及进学次序的书籍中。清代学者施璜在系统总结后认为,“五经”以“四书”为阶梯,“四书”以《近思录》为阶梯,《近思录》以《小学》为阶梯。如此,《小学》在整个传统文化中的位置豁显而出。“此《小学》一书,所以为万世养正之全书,培大学之基本也。学圣人而不务此,如筑室无基,堂构安施乎?如种树无根,灌溉安施乎?故朱子特编是书,以为读书做人基本。”

《小学》类童蒙读物是“五经”的基础,经由《小学》,个体得以窥探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——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的一大特点。徐梓对此形象地比喻:“如果把传统教育比作一座金字塔,在科举的路程上取得最后辉煌的进士、举人们,就构成了这座金字塔的塔尖,而那些刚刚进学或在家接受启蒙教育的幼童们,则构成了这座金字塔的塔基。”

对传统教育金字塔的塔尖研究,仍是现在学术研究的热点,至于塔基的蒙学教育,显然还存在不少不足。受近年域外汉籍研究的推动,笔者以为传统蒙学研究还有必要将视野放诸域外。《急救篇》《千字文》《三字经》等童蒙读物事实上与科举制度一道,作为国粹影响域外,在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国也成为风行的启蒙教材,甚而形成东亚世界的“童蒙读物子文化圈”(张新朋语)。张伯伟先生将这种“近似于启蒙读物”的“文学读本的演变”视为域外汉籍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值得大力开拓的五大领域之一,认为这有助于深入理解“汉字文化圈”。由此,基于蒙学读物的蒙学研究,不仅可管窥传统文化扎根中国大地的秘密,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东亚汉文化圈型塑的奥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