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原标题:第一代打工者的“南渡北归”)

陈永焕去了当年工作的地方,广州市黄埔区某工业园区。工厂门前的大排档还在,但老板早已不记得他。他忽然有些伤感。打工20多年,青丝变白发,女儿快20岁了,仍然只能一年回家见一次。每年回到家里,见到女儿只会笑,但“确实不知道说什么”。

第一代打工者的南渡北归:建房子就像种水稻

陈永焕与妻子、女儿一起补拍的婚纱照。受访者供图

鸡年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,陈永焕喝了八两白酒。从饭店出来,他心情大好,见谁都是笑咪咪,甚至觉得“马路都比平时要宽一些”。

酒是乔迁酒,这一天,陈永焕搬进了一套新商品房,三室一厅,115平米。他原来的房子住了10多年,楼道里粉刷的石灰浆都快剥落殆尽。

今年46岁的陈永焕,来自江苏省扬州市下辖的高邮市马棚乡。如果不是因为新房乔迁,他大概不会这么早回到家乡。从20岁起,他便出门打工。从珠三角到长三角,再到越南,陈永焕跟着制造业转移的步伐,被全球化推着向前走。

陈永焕说,他这一辈子走过的地方,见过的变化,“比家里几辈人加起来还多。”

这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故事,是一代人的芳华岁月。

广东:“建房子就像种水稻”

第一次出远门这年,陈永焕刚满20岁。他坐着农村常见的“三轮卡”(一种农用车),来到扬州市江都区,从这里出发,3个多小时后到达上海。接着,从上海火车站前往湖南株洲,再转车南下,在广州火车站与工程队集合,全程耗时三天两夜。

站在上海街头,陈永焕的眼前,是此前未曾见识过的世界:高楼、洋房、方头方脑的桑塔纳汽车,衣着入时的红男绿女在平整的柏油马路上来来去去。

1年前,陈永焕从扬州的一所农村初中毕业。学业并不顺利,他索性不再升学,进入离家不远的一家国营服装厂做学徒工,每天上班8个小时,一个月挣120块钱。

后来,一位老乡告诉他“广东好”,在广东做一名焊工,每个月可以挣500元钱,算上加班费,月收入可达700元,接近他在本地工资的6倍。

陈永焕想去试试,改善收入之外,也想出去看看“广东人怎么过日子”。此前,陈永焕的南国印象,是电影里的喇叭裤、年画上的波浪头、还有港产片里令人眼花缭乱的茶点。

陈永焕到达广州的这一年,是1992年。那一年,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,提出包括“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”等论断,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。

这是一个“春天的故事”。一千公里之外,陈永焕的人生,被南方来的风吹醒。

改革开放的桥头堡,此时正在如火地建设中。来自扬州江都的“建筑铁军”,正在珠三角地区一路攻城略地;“江都建安”的招牌,在南方的红土地上随处可见。

出发前,陈永焕穿上了白色运动鞋,理了发,换上一身牛仔服牛仔裤,这是他心目中的“港味”装扮。

第一代打工者的南渡北归:建房子就像种水稻

初到广州,陈永焕穿起自己最为洋气的牛仔服。受访者供图。

落地之后的陈永焕,面对满大街穿着短裤T恤的男男女女,才有些懊悔自己穿得太正式。

在广州,他看到路两旁林立的塔吊,“建房子就像种水稻”。他还第一次见到几百种花样的广式早茶,尝到“看起来很清爽”的粤菜,并很快爱上吃叉烧。

“改革开放最前沿”的生活图景, 让陈永焕经历了一次心理冲击。在陈永焕的记忆中,粥就是大米和着水,但“广州人吃的粥,里面居然还有肉”;他发现很多广州人不在家做饭,“天天下馆子”。

昆山:熟悉的工友

陈永焕在工地上做安装工程,也做电焊工。身边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友,他们被称作“淘金者”。园区一个接一个开、工厂一家接一家建,陈永焕的工作地点,就一个接一个换。从广州到珠海,从东莞到中山,从肇庆到江门,8年间,他几乎跑遍了珠江三角洲。

一个黄昏,在深圳干活的陈永焕,爬上70米高的塔吊作业。回望几年前初到时的农田,已经建满高楼,工地相互连接着,似乎看不到终点。

珠三角的八年,顽强地在陈永焕的生活里烙下印记。至今,他仍然喜欢吃大排档,请客爱去粤菜馆,尤其好喝汤。

从20岁到28岁,陈焕生的“青春岁月都留在了广东”,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,用陈永焕的话说,是“全国人民看广东”的十年。

进入21世纪后,陈永焕渐渐感觉到“环境在变”。园区建得少了,活也越来越难接,曾经遍布珠三角的鞋厂、电子厂陆续撤退,换成了各类带有“科技”字样后缀的“新企业”。

第一代打工者的南渡北归:建房子就像种水稻

28岁这年,陈永焕照了平生第一张证件照。受访者供图。

同一个厂区里的伙计告诉他,很多老板都将工厂开到了长三角地区。

那几年间,广播里、报纸上,园区的宣传栏上,都在谈“产业升级”,他不是太明白,但当广东的工资好几年固定在每天60元时,他听说,“到了江苏昆山,一天能赚90元”。

陈永焕准备走了。那时候,他的女儿刚满一岁,他需要挣更多的钱。

2000年春节后,陈永焕踏上归途,回到扬州老家。

昆山离家乡扬州很近,老乡也多,陈永焕很快找到了新工作。18年后,再回忆起初到昆山的这一天,他说,眼前的场景,仿佛时光倒流。

他看到熟悉的塔吊、货车,甚至是熟悉的工友。“到处是工厂,到处在建设”,大片大片农田被圈起、平整、建上厂房,“台商排着队等入驻”。在这里,“时间就是金钱”被再一次诠释,“广东人走路很快,来了昆山之后发现,这里的人走路更快。”

新建的昆山工业园区,与广东相比更为规整与封闭。住宿从广东的大通铺,变成了四人间、高低床;工厂里有食堂,一般生活需求不需要出厂,没有了广东工厂外成片的大排档。

陈永焕的收入从每天90元,逐步涨到200元。“只要工厂在建,就会一直有活干”,他想。

又是一个十年,变化悄然出现。

陈永焕发现,从2010年往后,活儿越来越少了;收入则在涨到260元每天后,开始停滞。

彼时,昆山赖以为荣的出口加工业,正在探索升级中。整个中国都在进行一场由“中国制造”向“中国智造”的转型。几年间,高新技术企业进来了,创业孵化基地取代了工业园区。

这种感觉是熟悉的,陈永焕盘算着,又要离开了。

越南:接力“世界工厂”

2016年春节过后,一名工友找到陈永焕,向他推荐了一个“好去处”,越南。

工友算了一笔账,同样的活计,在越南日均工资可以开到450元,是他在苏州的两倍。没有出过国的陈永焕答应了。

制造业重心正在悄然转移,越南、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,逐步接力“世界工厂”。陈永焕发现,商场里买的运动鞋产地,从中国变成了印尼;厂里发的塑料茶杯,翻到杯底,赫然写着“Made in Vietnam”。

2016年春节后,陈永焕从广西出境,辗转来到位于越南河静省的台湾台塑集团园区。他像20岁那年第一次到广州时那样,细细打量这个陌生的国度。“这里的人怎么都穿拖鞋?为什么满大街都是摩托车?夏天怎么只有电风扇?”

园区一线工人基本来自中国大陆。河静省是传统的农业地区,一些当地人认为,台企的进驻侵占了本地人的耕种空间,恶化了环境。因此,针对台资企业的抵制活动,一波波在墙外上演。初到越南的陈永焕也被告知,“不要独自出园区,不要跟当地人接触”。

一次作业中,他的脚被砸伤,需要去医院治疗。同行的翻译告诉他,到了医院后,“假装是哑巴,不要开口说话。”于是,在市区的一间医院里,陈永焕“咿咿呀呀”了半个小时,用手比划着,完成了问诊、取药的过程。

全球化以这样的方式,来到陈永焕面前。唯一一次可以与越南本地人交流的机会,在“咿咿呀呀”中草草收场。

身边的工友,从60后“升级”成了90后,“没我们干活勤快,也不知道攒钱,因为他们没经历过苦日子。”陈永焕说,自己至今还记得小时候“连大米都吃不上”的日子。

2016年,陈永焕回了一趟广州。这时再也不用通宵排队抢票,挤上“厕所里都站满人”的绿皮车了。他用一只千元国产手机,从12306客户端买了一张从南京南站到广州南站的动车票,车程8个小时。

陈永焕去了当年工作的地方,广州市黄埔区某工业园区。工厂门前的大排档还在,但老板早已不记得他。他忽然有些伤感。打工20多年,青丝变白发,女儿快20岁了,仍然只能一年回家见一次。每年回到家里,见到女儿只会笑,但“确实不知道说什么”。

他的家族,也随着打工而四散飘流。二哥当初从扬州老家南下,从建筑施工做起,承包工程,有了积蓄,最终落脚广东。二哥的小儿子在广州出生,说着一口混杂着普通话、扬州话和粤语白话的语言。

他觉得有些累了,“再干几年,就回家”。家乡已经满是高楼和园区,收入不比广东、苏锡常来得差,最关键是,能照顾家里人。

陈永焕满上一杯酒,一口闷掉,蓦地抬起头:“走过南闯过北,我也算值了。”